云南警方1天内查获2起贩毒案缴获毒品逾24公斤

中新网昆明4月2日电(杨晶)记者2日从云南云县公安局获悉,3月30日,该局连续查获两起走私贩毒案,缴获毒品24.52692公斤(其中海洛因762.39克,冰毒可疑物23764.53克),缴获涉案车辆1辆,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

3月30日21时40分,云县公安局警务站民警在站对永德至昆明的一辆客车旅客李某某检查时,当场从其携带的挎包内一件运动衫夹层内查获毒品海洛因可疑物762.39克,并将其抓获。

3月30日23时20分,云县公安局警务站民警在站对一辆越野新车检查时,发现该车驾驶员李某某及同车人李某A神情紧张,二人在回答民警盘问时极其不自然,民警对两人人身检查未发现可疑物品,在对该车检查时,当场从后备箱夹层内查获毒品冰毒可疑物23.76453千克,并将两人抓获。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之中。(完)

(原标题:云南警方一日内连查2起贩毒案 缴获毒品逾24公斤)

河南贪腐官员遇升职怕露馅选择自首

判决结果:2012年12月9日,郭红安被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

犯罪事实:2009年至2011年,郭红安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将单位公款共计1540万元借给亲朋好友用以资金周转、注册公司等,共从中获利48万元。新闻背景:这是郭红安在被立案侦查期间写下的悔过书。

诱惑越来越大

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幼时家境不好,但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家人对我的疼爱和期望更多些。上初中时,我的学习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为了供我读书,两个姐姐早早就辍学在家务农。1992年,我不负众望考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家乡的政府部门工作。参加工作后,我为人勤恳、工作积极主动,很快得到了领导的认可与赏识。经过几年历练,我走上了乡政府中层领导干部的岗位。

2008年4月,我被任命为京航办事处农村财务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农财办)主任,主要负责办事处下辖各村、组的财务管理,统筹安排上级部门下拨的征地款和附属物款,并按照规定给群众兑付等。随着手里的权力渐渐增大,随之而来的诱惑也越来越多。然而,这时的我已经听惯了别人的阿谀奉承,对各种饭局也来者不拒。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正是走向深渊的开始。

欲望让我迷失2008年9月,农财办收到了

几个个人存折,里面存的是乡里几个村的土地补偿款,一共500余万元。由于村民对补偿标准有异议,这些补偿款暂时无法兑付。当时的惯用做法是,将村资金存在村委会主任或村会计个人银行账户上保管,于是,我就将这些钱全部存入了自己的个人银行账户中。

2009年6月,一个姓姚的朋友在饭局上提到想成立一个公司,但苦于没有注册资金,请我帮忙,并表示一定“酬谢”。碍于朋友的情面,我告诉他缓几天让我筹钱。随后,我专门到工商部门打听注册公司的流程,需要多少资金等等。打听清楚后,我便将账户中的50万元存入姚姓朋友的公司验资账户。他的公司注册成功后,他就将50万元还给了我,并给了我5000元当谢礼。

短短一个月时间,我保管的资金没有任何损失,而我自己也“赚”到了一笔钱,这让我几天都难以平静。尝到“不劳而获”的甜头后,虽然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想到资金是自己保管的,只要没人问没人查就不会暴露。这样的侥幸心理和对金钱的欲望彻底让我迷失了。

之后,亲朋好友提出的借钱要求我不再拒绝,我把公家的钱当成了自己的随意使用。干建筑工程的朋友缺钱,我借给他40万元;干建筑工程的亲戚没钱,我用公款定单60万元质押贷款50万元借给他;需要盖仓库的朋友,我借给他150万元。面对着别人递来的“好处费”,我已经完全放纵了自己。

2010年,是开发区建设的黄金时期,上千万元的资金都汇集到了我的账户中,这让我更加忘乎所以。同年6月,郑州一家食品有限公司因为资金周转紧张,托我的朋友找我借钱,我转给这个食品公司310万元。两天后,这个公司便将款项还给了我。2011年4月,这个食品公司又因经营需要资金,我从“三资中心”账户和村账户转给该公司1000万元。几天后,该公司将600万元款项归还。这两次借钱也给我带来了将近14万元“好处费”。

我选择了自首

直到2011年5月,一场人事变动才将我从疯狂和贪婪的梦中叫醒。我升任办事处主任助理,单位要求尽快将工作进行交接,可这样的喜事在我听起来却如丧钟一般。为了把“窟窿”先堵住,我催促朋友还款的同时,也不得不用自己的钱先代为归还。为了掩盖出借公款的行为,我将“三资中心”账户资金清零,将会计资料销毁,仅将印章交给了继任者。仍然抱有侥幸心理的我,此时还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2012年7月,我听到单位同事议论“三资中心”的账户资金,我意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可能已经败露,害怕受到法律制裁的我躲了起来。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我惶惶不可终日。然而,我更放心不下的是父母,偏瘫的母亲和刚刚查出身患癌症的父亲。

冷静下来后,我知道自己已无法逃避,我可以销毁自己记录的账目,却无法销毁银行留存的凭证。事已至此,我唯一的出路是投案自首,争取得到宽大处理。怀着遗憾安顿好父亲后,我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

在看守所的高墙内,我追悔不已。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瘫痪在床的母亲,该怎么面对刚刚确诊为肺癌正在医院化疗的父亲,该怎么面对出了车祸还不能行走也在医院治疗的妻子,该怎么面对10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能在他们身边,所有的事情为什么会来得那么巧,也许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

我触犯了法律,放纵了自己,利用国家赋予我的权力来谋取个人利益。东窗事发后,我依旧心怀侥幸,以为可以躲得过法律的制裁。但良心的谴责和家人的劝说,让我最终选择回来承担自己所做的一切。

(更多贪官忏悔详见正义网http://www.jcrb.com)

(原标题:忏悔录|郭红安:升职\”喜讯\”把他从贪婪梦中叫醒)

(编辑:SN010)

安徽颍上政法委副书记家属插队被阻打医生

新京报讯 (记者林野)4月10日,有网友爆料称,安徽颍上县人民医院医生赵阳,在阻止患者家属插队并禁止其进入磁共振室时遭殴打,打人者疑为当地县政法委副书记石某家属,赵阳受伤住院。昨日,当地回应称已成立调查组。昨日傍晚,知情者称打人者已到医院赔礼道歉,双方达成和解。

病人家属强闯磁共振室

一该院医务人员对记者表示,赵阳为放射科医生。4月10日下午3点,有不少患者在排队候诊,有两人用轮椅推着一名患者,未排队就直接要进磁共振室。

“当时赵阳就劝”,目击者称,患者两名家属语言很冲,称“一个小医院算个啥”。赵阳不断解释要排队,并称磁共振室有规定,无关人员不能进,但话还没说完,两名家属就出手打人。其透露,打人者随后在医院大厅内扬言自己是当地政法委石某的家属,“态度比较嚣张”。

在网友“赵润china”发布的落款为“赵阳”的申述书上,赵阳自称被打了3分多钟,脸被抓破多处,头也被打出大包,全身多处瘀伤。警方赶到现场后,县政法委副书记石某将打人者带走。

政法委书记查副书记

昨日下午,颍上县政府官微回应称,目前已成立由县政协主席、政法委书记马宏亮任组长的调查组,查清事实后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相关情况将第一时间公布。

颍上县政法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石某确系县政法委副书记。“现在马书记已经开始相关问话了。”

昨日傍晚,知情者表示打人者已到医院赔礼道歉,“态度诚恳”,并承担赵阳的一切医药费用。双方已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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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殴打保安法官被停职

网曝“云南法官因停车问题殴打保安致其下跪磕头求饶”一事引发关注。

记者昨日从云南省高院获悉,打人者黎泰军为该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云南高院已成立调查组,调查期间黎泰军停职检查。

云南展宏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显示:4月7日20时13分,黎泰军驾驶一辆轿车行至小区门口时,不听保安人员告知小区内车位已满,执意要进入小区,强行打开汽车入口道闸,并一再辱骂保安人员,男子的妻子也对保安指责谩骂、手戳保安脑门。

20时16分,该男子突然按住保安的头猛力一推,保安随即摔倒在地,后脑重重摔在地上,保安躺在地上几秒后费力起身,翻身向该男子连续磕头求饶。该男子用脚勾起保安下巴,并揪住其衣服抓起强行带至保安宿舍。

该公司保安队长鸿俊富说,三年来黎泰军已打保安四次了,其中两名被打保安已离开公司,自己也被其骂过。物业公司负责人表示,打人事件后,黎泰军也没来看望、道歉,并且有一些部门前来说情、施压。

据新华社

(原标题:网曝安徽一官员家属插队被阻打医生)

(编辑:SN077)

北京9家医院向产妇强售待产包被指借机牟利

记者从北京市多家医院购买待产包,所含用品、价格差异较大。其中大部分均为医院强制出售给产妇。
记者从北京市多家医院购买待产包,所含用品、价格差异较大。其中大部分均为医院强制出售给产妇。

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北京10家设有产科的医院,其中9家医院均明确表示,产妇必须购买由医院提供的“待产包”,拒绝产妇自带新生儿衣物进产房。“为保证产房的无菌环境”是多家医院强推待产包的原因。

但一些入院待产的产妇却对此并不认同,除了认为150元到700元的价格偏高外,包里很多用不着的物品也让他们觉得“白花钱”。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大部分医院购进待产包不从医院走账,有些医院和采购方还被指以虚开票据的方式,获取提成。而部分医院提供的待产包厂商,其厂址留守人员却否认生产。而对于待产包的监管,目前也属于“真空地带”。

在北京妇产医院生了两胎的吴女士,每次都要在购买医院的待产包时花一笔钱。

2012年6月,初当妈妈的吴女士住进北京妇产医院待产,准备的衣服和用品,均被拒绝带入产房。“我把宝宝服用开水煮了都不行”,吴女士说,护士告诉她待产用品得经过消毒,最后只得在医院购买了待产包。

去年,吴女士在北京妇产医院生二胎,办入院手续时,仍被告知要去购买待产包。待产包的“内容”和一年前一样,包括2套婴儿服装、裹单和大人护垫等用品,总共花费292元。

“我拿上次包里没穿过的小衣服都不行,只要住院就得重新买一套。”吴女士感到疑惑。

自备待产包拒入产房

记者探访10家医院,9家“强卖”待产包,部分待产包“不见真面目”,所含物品并非必需

拒绝产妇自备待产包进产房的,不止北京妇产医院,在记者探访的北京妇产医院、复兴医院、北医三院等10家医院,9家存在要求孕妇必须在医院购买待产包,仅产房里备有公用婴儿服的协和医院表示可自愿购买,但产妇自备的衣物仍然不能进产房。

“必须得买,不买不行”,北大人民医院、复兴医院等多家医院称,即便孕妇自带的待产包密封或经过消毒,也不能进入产房。北京妇产医院宣传科工作人员就此解释,医院是一种特殊环境,因新生儿免疫力低,防止交叉感染,才会使用医院提供经过消毒的无菌待产包。

有的产妇在花了钱之后,也不知道待产包是什么样。王女士今年3月在朝阳区一家医院生产后,从产房抱出的宝宝,身上已经穿好医院待产包里的小衣服。之前花722元购买的待产包,一直没有见到过。

与该医院相似,多家医院都是在产妇入院时要求其购买待产包,临盆前才拆包,产后为孩子穿好宝宝服,将孩子抱出。

“孕妇生完孩子从产房出来后,如果待产包里的东西没用上,只要不拆包装可以退回。”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护士长赵女士表示,产妇生产完回到病房后,会有专人到病房收取待产包的钱。其他受访医院则未明确待产包是否可以退货。

而待产包里面的物品,也不一定全能用得上。北京市妇产医院产妇吴女士说,她生头胎时装着宝宝服、小帽子、睡袋的待产包,至今没有拆封,“用不上,孩子长得快,而且我生产前也准备了好多。”最后,这套多出来的待产包只能压箱底,“也没法送人,因为各医院都卖,产妇都有。”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有权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杜福海认为,医院强制销售待产包属强迫交易,医院若出于消毒卫生的考虑,完全可以提供消毒设备,而非指定某一种产品要求购买。

各医院待产包差异大

价格、“内容”各不相同,经销商称待产包所含物品多个厂家提供,由医院组合后出售

记者探访北京10家有产科的医院,并购买了多家医院的部分待产包,发现各家医院待产包内所含用品不同,价格从150元至700元不等,有的医院,顺产和剖腹产使用的待产包,价格也不一样。

北京市博远妇婴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简称博远公司)是多家医院待产包中婴儿服的生产商,该公司宣传册显示,公司于1998年开厂至今,一名负责人介绍,全北京70%的医院,待产包中的婴儿服由其公司供货。

该公司负责人提供的婴儿用品价目表显示,如果按给医院的批发价全部配齐,待产包内的一套用品只需102元。

从博远公司进货的北京世纪坛医院,其待产包150元售价在所有受访医院中最低,即使如此,也比批发价高出47%。

除了价格差异,受访医院的待产包,“内容”也各不相同。

博远公司的负责人说,待产包内除了婴儿服,还会有尿垫、吸奶器、护肤霜等,这些物品并非一家厂家提供,医院会根据需求购进不同的厂家的产品后,组合在一起提供给产妇。

多家医院解释称,各医院产房的设施配备和产妇需求不一样,所以待产包里的东西也不一样。

待产包被指“牟利”

多家医院待产包由医院商品部销售,不通过医院走账;厂商曝医院虚开发票,收回扣拿差价

产妇王女士生完孩子,回到家才注意到,她所在医院开出的待产包票据是一张手写发票,盖章为“北京康健乐友商品部”,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记者在探访过程中也发现,多家医院产房直接给产妇使用的待产包,结账时的发票并非由医院开具。如北京妇产医院开具的票据印章是“北京妇婴服务公司”,与北京妇产医院内的商品部名称吻合。

据该商品部的收费人员称,这是为方便产妇在商品部自行购买待产包。

“医药公司从厂商这拿货,价格会压得很低,货送到了还会押款,这样才能给产品进入医院留足谈价的空间。”一家生产妇婴卫生用品的公司负责人透露,医院待产包大多从医药公司或医院商品部走账,成为灰色地带。

“医院待产包都从医院的小卖部、药房或者三产公司(由医院成立的经营实体)走账。”博远公司负责人称,公司业务员先跟医院产科主任和护士长联系,决定使用产品后,医院会告诉业务员怎么走账。

“医院销售待产包都会有加价,比如本身谈的价钱是120多,开票开的是200多。”这位负责人坦言,产品进医院,都会通过产科的医护人员来完成。

另一家待产包生产厂家人士证实,经销商先跟医院谈,谈妥数量后,厂家根据医院的档次选择销售何种产品,并从中拿差价。“比如一个待产包大概400-500块钱,进价200块是能下来的,医院销售会扣除一部分钱,大概七八折。”该人士说,假如在医院卖待产包,中间利润大概在销售价的10%左右。

记者探访的一家医院小卖部营业员也称,护士一般会建议产妇家属到小卖部买待产包,从中拿提成。

多家医院则否认医护人员从中抽取提成的说法。“医护人员不能跟生产商直接接触。”北京妇产医院宣传科工作人员称,待产包由医院服务部采购和定价,但具体如何定价、厂家是否给医院服务部虚开价格,并不清楚。

律师杜福海表示,医院出售产品,再由外包或三产公司开具发票,属于关联交易,规避国家关于医疗改革的政策。此外有待产包生产公司负责人怀疑,由医药公司开发票,如果待产包出现问题,将很难追究医院责任。

“神秘”的生产厂家

厂址留守人员否认生产待产包,登门“进货”被拒;医院多科室、部门均称不知进货渠道

那么,生产待产包的厂家又是什么情况,产品能否令人放心?

记者从协和医院购买价格350元的“百洁卫士”牌待产包,生产厂家为双利华茂工贸有限公司(简称双利华茂),该厂家的待产包同时也在北大人民医院销售,通过经销商华润医药公司进货。

在待产包的包装上,双利华茂地址位于大兴区西红门镇,通过北京市食药监局查询,该企业还注册有西城区、大兴区其他地址,不同地址生产经营的产品也不一样。而该公司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状态是注销。

杜福海认为,如果医疗器械许可证过期,但批号印在同企业非医疗器械的产品包装上,属于虚假宣传。

昨天下午,记者找到西红门镇同华北大街东二条的双利华茂厂址,大院两扇红色铁门紧紧关闭,敲门无人应答。记者透过门缝向内望,院内一名中年女士正在扫地,据她称,此地并非工厂,只有住户。

约10分钟后,一辆银色面包车驶入胡同,在院门前停下,面包车前放着医院配送的牌子。“刚有记者来,你看走了吗”,门内女子对司机说,在确定周围无人后,她才将门打开,面包车驶入院子。

记者走入院内看到,一栋二层小楼靠近大门处的墙上挂着“北京双利华茂工贸有限公司”的牌子,楼上一间房内空无一人,但桌子上堆满简易便盆。

“我们不是这个公司的,没人生产小孩用品,就是挂了个牌子”,记者再次向中年妇女求证,对方边“解释”边搬运着面包车的纸箱,并称箱内装的是其他地方生产的简易便盆。

但附近的多位居民表示,这个院内平时生产婴儿衣物,面包车每天进出多次运送货品。

而在楼内一间办公室里,一张订单被吸铁石固定在靠近门的白板上,上面列举了北大医院、协和医院等12家医疗机构的名字,订单上的产品包括婴儿套装、多头腹带等。

除双利华茂外,另一家待产包公司同样“神秘”。

同仁医院提供的“鑫馨”牌待产包,生产商为北京舒尔雅妇婴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包装及对外宣传的生产地址是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长店村村西。

4月8日,记者前往该公址但并未找到这家公司。拨打电话后,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公司拒绝外人到厂里看样品,告知哪家医院后,业务员会送样品过去。

“价钱由医药公司来制定,我们把需求提供给医药公司,他们再通过自己的渠道进货。”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护士长赵女士说,作为使用科室,自己并不清楚价钱和产品的进货渠道。该医院宣传科工作人员称,医疗用品、器械引进一般会通过供应科。但随后供应科工作人员否认引进过待产包,也没有听说过华润医药公司。

记者联系到华润医药公司代表曹娜,对方称引进双利华茂产的“百洁卫士”牌待产包,对企业资质、产品批号合格证都有审查,并随时查询合格证的更新情况。但对双利华茂留守人员否认生产的情况未予答复。

谁来监管待产包?

卫生部门称无明确规定禁止自带待产包,药监部门不清楚待产包属性;待产包监管成为“空白地带”

有的医院允许产妇自备待产包进产房,多数医院则不然,待产包究竟有无统一标准?在咨询多个相关部门,记者未能得到答案。

“从法律法规来说,没有明确规定产妇不能自带待产包进产房。”北京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每家医院服务方式、服务理念、对业务把握都不一样等,部分医院可以规定不允许自带待产包进产房。12320卫生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同时证实,卫生局的许可范围里,并没有待产包一项。

卫生局负责人进一步说明,医院卖什么医疗用品,必须依法申请,不过医院小卖部或医院三产是可以销售待产包的,“它们具有独立法人,产品出现问题,它们负全责”。

对于医院和商品部强制销售待产包涉嫌垄断问题,该负责人称,如果销售待产包的不是医院,而是医院小卖部,属于市场经营行为,由工商和物价等部门负责,消费者有异议可向主管部门反映,或通过诉讼解决。

各医院所售待产包价格不一,北京市物价局价格处工作人员回复,目前关于医院的待产包还没有明确价格规定。如对医院待产包价格有异议,可致电12345政府热线投诉。

就找不到待产包生产厂家的情况,北京市工商部门一名人员表示,会查处在产品上标示虚假地址的厂家。他同时介绍,称按照经营项目,以销售为主体的商贸公司,不具备生产资质,若生产属于违规。

大兴区食品药品监督局药械监管科工作人员表示,并不清楚双利华茂在该区的工厂生产的待产包是否属于医疗器械,将了解具体情况后回复。但截至昨晚截稿时,记者未得到回复。

A10—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禹潼 刘珍妮 刘保奇 实习生 何永霞

A10—11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杨杰 李禹潼

(原标题:医院“强卖”待产包 疑问重重)

(编辑:SN022)

多地大型项目引民众不满 专家称应保障知情权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肖中仁):近年来,中国多地发生大型项目因引发群体性事件停建,比如厦门、大连等地PX项目下马,广东化州火葬场放弃建设,不久前杭州市的垃圾焚烧项目尚未开工建设就因群体性事件陷入停滞状态。为什么一些城市的建设的大型经济、民生项目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政府应如何定位自身角色?对此,多位专家建议,各地政府应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用正确的程序办正确的事。

居民:

“就是为了表示民意啦,有这么多老百姓反对,他说没有老百姓反对的呀,对不对?”

“二噁英如果排放出来的话,会不会产生影响,而且它如果要是有一些泄露的话,对水源也是有一定影响,而且还有青山湖,也是有饮水源。”

今年4月,杭州市公示了2014年重点规划工程项目,其中包括即将在城市西部的余杭区中泰乡建造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由于担心这些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资产价值等带来的多重负面影响,包括城西部分居民在内的群众多次集会进行抗议,甚至涌上02省道和杭徽高速余杭段,导致交通长时间中断和部分人员受伤。事件发生后,杭州市常务副市长徐立毅强调,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做成能求取最大公约数的项目。

徐立毅说:“在没有履行完法定程序和征得群众理解支持的情况下一定不开工,九峰项目前期工作中,将邀请当地群众全程参与,保证广大群众的知情权。”

但对于杭州市政府作出的承诺,反对建设焚烧厂的居民仍有疑虑。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丽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信息的不透明。

李丽说:“实际上业内采用比较多的模式一般会让代表第三方的专家跟居民进行沟通,会选取立场相对客观的人进行解释。我觉得目前来说,还是缺乏信任的问题。”

除了缺乏信任和充分沟通外,有分析指出,杭州垃圾焚烧项目还是一起典型的“邻避事件”,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小区内必须有垃圾房,但都希望建在别人的家门口。谈到如何化解这一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建议,政府在决策时,需要寻求利益方、城市刚性需求和环保补偿三者之间的平衡点,让各方形成利益共同体。

毛寿龙说:“更重要的是利益补偿的问题,如果垃圾厂产生的收益或政府的补贴,能延伸到老百姓其他方面的利益,比如搞一些比较好的学校,比较好的健身设施或养老院等,和当地老百姓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关系密切形成利益共同体的话,就可以解决‘邻避问题’产生的各种问题。”

近年来,大型项目建设引发群体性事件而停建的事件并不少见。但记者也发现,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的许多化工项目离居民区都不远,甚至和居民区仅有一墙之隔。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建议,各地政府应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向老百姓“交底”,用正确的程序办正确的事。

竹立家说:“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还是不吸取以前的教训,关住门来决策,(项目)上马了,群众注意到了,就开始引起对立。一定要按照公开民主的程序来决策,不能关住门认为是好事就一定要搞,搞也有搞的方式和方法,和群众协商,让群众充分理解的过程得走。”

政府采购拒绝win8或因微软卷入棱镜门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日前下发了《关于进行信息类协议供货强制节能产品补充招标的通知》,要求中央机关采购所有计算机类产品不允许安装Windows 8操作系统。

《通知》并未对这项规定作出更多解释,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认为,规定的出台可能与保护政府部门信息安全有关。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将意味着微软的Windows 8操作系统被拒之于“政府大门”之外。一时间,有关中国政府即将大范围更换国产操作系统等说法也随之而起。

专家表示,Windows 8系统具有高不可控度,运行该系统的电脑存在着被监控的风险。其实,早在2006年微软发布的另一款操作系统Windows Vista也因该“弊端”而未被列入政府采购目录。从技术角度而言,Windows Vista和Windows 8给提供该平台的厂商过多的权利和控制,限制了用户使用自己计算机的能力。而Windows 8的不可控程度甚至超过了前者。因为其捆绑了微软自己的杀毒软件,它会时刻扫描用户数据信息。

倪光南曾用“地基论”来解释操作系统的重要性:操作系统就好像地基,应用程序就好像地基上的房子,信息都是通过地基流到房子里。也就是说,谁掌控了操作系统,谁就掌握了这台电脑上所有的信息。

去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斯诺登披露的证据显示,微软曾卷入“棱镜门”监控计划,帮助美国国家安全局获得互联网上的加密文件数据。而让国内网民领教到微软的“无所不能”的是2008年的“黑屏门”事件。当时如果用户装了盗版的微软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电脑的桌面背景将会每小时被刷黑一次。今年4月8日,微软停止了Windows XP系统更新,但在国内仍有70%的机器因为使用该系统而“裸奔”在互联网上。

媒体调查显示,包括微软在内的“八大金刚”(思科、IBM、谷歌、高通、英特尔、苹果、甲骨文、微软)目前已经深深扎根于我国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上。IBM在中国Unix服务器市场份额连续15年稳居第一,2012年第四季度达到76%;思科占据了中国电信163骨干网络几乎所有的超级核心节点和绝大部分普通核心节点;微软在中国台式电脑操作系统市场占有91%以上的份额。一旦发生网络攻击,我国政府部门、企业和个人的通信系统都有大门洞开之虞。

业界普遍认为,央采禁用Windows 8系统,客观上给了国产操作系统上位一个难得的契机。但问题是谁能扛起国产操作系统的大旗呢?在PC端,今年2月,最早开发Linux国内版本的中科红旗公司因经营困难倒闭。曾经国人引以为傲的红旗Linux每年为其贡献的收入不足1000万元。在移动端,今年年初,号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COS还没正式面市,就被指是HTC系统的翻版。前不久,央视的《新闻直播间》栏目,曾拿国内某操作系统与Windows XP对比测试结果显示,在易用性等方面基本具备XP替代能力,但还存在生态环境差等各种问题。

推荐理由: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对Windows 8说“不”,从经济和安全的角度来衡量都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行为。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信息安全已经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今年是中国接入互联网20周年。中国除了拥有最大的网民群体外,国内的几大互联网公司(如BAT)也可以跻身于世界顶尖互联网公司行列。但是关键信息技术建设方面仍旧落后,像操作系统这样的底层软件严重缺失,这最终会影响到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国家信息安全建设。为解决这方面问题,国家除了出台一系列扶持和激励政策外,还需要引入一个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杨程)

(原标题: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计算机对Win8说“不”)

俄副防长:俄中携手合作全世界可安然入睡

南都讯 (记者陈磊 彭美 发自新加坡)今天下午,中国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与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在新加坡香格里拉举行双边会谈。

王冠中说,中俄两国和两军是密切的战略协作伙伴。两国的合作和两军的合作对维护两国的安全,对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发挥重要的影响。

安东诺夫表示,会见中,我们向所有人公布,俄罗斯和中国在所有世界主要的安全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友谊万古长青。他说,“俄罗斯和中国携手合作,全世界都可以安然入睡了。”

云南楚雄爆炸案告破:嫌疑人欠巨债轻生引爆炸药

人民网昆明6月11日电 (李发兴) 2014年6月9日凌晨,楚雄市经济开发区紫云街64号云南省路桥四公司生活区3幢1单元401室发生一起爆炸案,在省公安厅的组织指挥下,经省、州、市三级公安机关办案人员36小时的连续奋战,于6月10日下午成功告破。

现经公安机关专门工作查明:犯罪嫌疑人张昆 (男,现年51岁,原云南省路桥四公司职工,从该公司内退后在外承包工程)因在工程承包及施工、建设过程中欠下大量债务,无力偿还,遂产生轻生念头。6月9日凌晨2时33分,张昆用其从工程建设过程中获取的硝铵炸药在该小区3幢1单位401室家中实施了爆炸,导致张昆本人、张昆岳母武某某及相邻402室内的杨某某3人死亡;造成401室内的张昆妻子武某某、402室内的方某某、李某某,以及听到爆炸声响后前往事发地查看情况的小区保安龚某某4人受伤。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深入审查中。

山西单位招聘3年未面试续:考生曝疑遭特殊对待

央广网汾西7月17日消息(记者吴喆华)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中国之声今年3月报道了:山西汾西政府组织事业单位招聘,笔试后三年未面试的消息。据了解,今年6月15日,这次开始于2011年5月的事业单位招聘,终于启动了面试程序。近日,有爆料考生反映,疑似遭遇“特殊对待”,重启招聘仍存在种种乱象。

汾西县政府网今年6月6日发布公告,将面试时间确定为6月15日。公告规定,面试人数达到招聘计划2∶1比例的,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体检对象;未达到的,考生面试成绩应达到同组所有考生面试成绩的平均分。考生蔡源龙属于后者,蔡源龙认为,这样的规定无法发挥笔试成绩的作用。

蔡源龙: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我的笔试成绩是7个里面最高,这个方案只看面试成绩不看笔试成绩,就把我们的优势没有了。

山西省人社厅的2012年53号文件,对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如下要求,“考生综合成绩应设置最低合格分数线,面试没有形成竞争的岗位,面试成绩应设置最低合格分数线,并在招聘公告中明确”蔡源龙认为,汾西县重启招聘只采用了这句话的后半句。

蔡源龙:考生综合成绩应设最低分数线,他没有划线,他划线只有后半句,文件中这是一句话,他只体现了面试没有竞争对手的,针对我们这几个。

对于重启招聘没有对综合成绩设最低线的做法,汾西县人事局局长郭万根解释说,这是按照2011年最初的招聘公告执行。

郭万根:11年的公告就没提这个事儿,最低分数线,咱们原则上就按照11年内的公告走。

考生刘平报考了县医院的口腔医学技术岗位,她通过了资格初审,但重启招聘后,却被告知无法通过资格复审。理由是,招聘要求报考者持有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证,但是刘平持有的是口腔助理医师资格证。这个突然冒出的要求,记者在最初的招聘公告中并没有找到。

刘平:招聘一个口腔医学技术,我的是口腔医学,他把我的东西收过去了也没说不行,就让我参加考试了。资格复审的时候,第一个,让我证明口腔医学是不是属于口腔医学技术。第二个,召考的时候写的是具有相应的职业资格,我就拿我的职业证书去报了,现在他们提出我的职业证书和他们要求的不一样。

刘平的岗位共有四个人报考,她的笔试成绩是80.5分,比第二名高出25.5分。这个岗位在重启时最终却被取消。汾西县人事局局长郭万根解释说,是当时初审的时候对资格审查业务不熟悉。

郭万根:咱当时对职业医师条件把握的不准,他对这个职业资格的业务把握的不熟悉。

据了解, 2011年,有部分大学还没有毕业的考生参加了事业单位招聘笔试,这部分人根本不具备考试资格。但是,将考试曝光的蔡源龙、刘平等4人却已经没有录取的机会,他们质疑遭遇了打击报复。

蔡源龙:这个考试拖了三年,一直是我们几个在找,其二,上东方时空,我和刘平在上,其三就是那个文件是一句话,恰好针对我只用了半句话,另外半句没用,就是针对我们曝光的考生。

郭局长称,不存在打击报复。目前,这场开始于2011年4月26日的事业单位招聘,最终录取的名单仍未公布。

郭局长:这个肯定没有,你可以来调查。

不对综合成绩设置最低线,资格审查不严,考试成了部分学生的练兵场,招聘停止三年,录取名单迟迟不公布。汾西县组织的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为何乱象丛生?中国之声将会继续关注。

(原标题:汾西事业单位招聘重启 爆料考生疑遭“特殊对待”)

唐慧现身秦星强迫卖淫案庭审现场(图)

中新网永州7月25日电 (记者 唐小晴) 7月2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唐慧女儿案”(湖南永州少女被迫卖淫案)被告人之一的秦星强迫卖淫、组织卖淫一案。

为满足公众对案件审判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法庭此番安排了媒体旁听席。开庭前,唐慧身着裙装,头戴鸭舌帽,与律师一行快速步入法庭。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此前发布开庭公告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定于2014年7月17日在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秦星强迫卖淫一案。

而后,湖南高院官方微博又于7月15日发布消息称,原定于7月17日10时在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秦星强迫卖淫、组织卖淫一案,因被害人于7月15日委托了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诉讼代理人提出需要阅卷、可能向法庭提供新的证据、申请新的证人出庭,特向湖南高院申请延期开庭。为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湖南高院遂决定对此案延期开庭。

6月12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唐慧女儿案”两被告人之一的秦星送达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秦星死刑,将案件发回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该院认为,鉴于二被告人强迫卖淫的暴力、胁迫程度,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尚未达到情节特别严重,对二人以强迫卖淫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量刑不当。且本案复核期间出现新的证据,可能影响对秦星是否构成立功的认定,应依法应予查明。

据知,“唐慧女儿案”在被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之前可谓一波三折,其曾历经三次一审、三次二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两度将案件发回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在此过程中,被害人家属多次上访,诉求之一即为判处本案7名被告人死刑。2012年6月5日,湖南高院裁定维持一审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法复核。

此案此前因涉及唐慧女儿隐私问题一直未公开开庭审理。湖南高院新闻处一工作人员曾表示,此次之所以选择公开审理,原因系法院只就秦星看守所立功部分内容依法进行核实。(完)

(原标题:“唐慧女儿案”被告秦星强迫卖淫案公开开庭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