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高僧:分裂势力企图把西藏引向动乱深渊

中新社拉萨3月28日电 (记者 唐朝杨)拉萨市佛教协会会长、色拉寺管委会副主任普布次仁28日在拉萨表示,要旗帜鲜明地对一切分裂主义言行,确保宗教和睦、社会和谐。

当日,西藏各族各界会聚一堂,共同纪念百万农奴解放55周年,畅谈历史发展变迁。普布次仁是在代表宗教界人士发言时,作上述表示的。

普布次仁说,55年来,西藏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表示,藏传佛教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西藏各族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实现了宗教和睦、佛事和顺、寺庙和谐。

对于分裂势力制造谣言,破坏宗教和睦,诋毁社会主义新西藏,制造骚乱,煽动“自焚”等行为,普布次仁指出,分裂势力企图藉此把西藏引向动乱的深渊,图谋复辟封建农奴制。

他表示,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将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分裂主义言行,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确保宗教和睦、社会和谐。

当日活动现场,学生、翻身农奴、退休公职人员等发言踊跃。西藏大学文学院学生次仁央宗说,现在受教育不再是少数贵族的特权,15年的义务教育让“上学不花钱”的梦想成为现实。

翻身农奴琼达说,要永远铭记民主改革前的那段辛酸历史,担负起传承历史和关心教育下一代的责任,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让下一代了解历史真实情况。(完)

(原标题:西藏高僧:反对一切分裂主义言行 确保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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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警方1天内查获2起贩毒案缴获毒品逾24公斤

中新网昆明4月2日电(杨晶)记者2日从云南云县公安局获悉,3月30日,该局连续查获两起走私贩毒案,缴获毒品24.52692公斤(其中海洛因762.39克,冰毒可疑物23764.53克),缴获涉案车辆1辆,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

3月30日21时40分,云县公安局警务站民警在站对永德至昆明的一辆客车旅客李某某检查时,当场从其携带的挎包内一件运动衫夹层内查获毒品海洛因可疑物762.39克,并将其抓获。

3月30日23时20分,云县公安局警务站民警在站对一辆越野新车检查时,发现该车驾驶员李某某及同车人李某A神情紧张,二人在回答民警盘问时极其不自然,民警对两人人身检查未发现可疑物品,在对该车检查时,当场从后备箱夹层内查获毒品冰毒可疑物23.76453千克,并将两人抓获。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之中。(完)

(原标题:云南警方一日内连查2起贩毒案 缴获毒品逾24公斤)

河南贪腐官员遇升职怕露馅选择自首

判决结果:2012年12月9日,郭红安被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

犯罪事实:2009年至2011年,郭红安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将单位公款共计1540万元借给亲朋好友用以资金周转、注册公司等,共从中获利48万元。新闻背景:这是郭红安在被立案侦查期间写下的悔过书。

诱惑越来越大

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幼时家境不好,但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家人对我的疼爱和期望更多些。上初中时,我的学习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为了供我读书,两个姐姐早早就辍学在家务农。1992年,我不负众望考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家乡的政府部门工作。参加工作后,我为人勤恳、工作积极主动,很快得到了领导的认可与赏识。经过几年历练,我走上了乡政府中层领导干部的岗位。

2008年4月,我被任命为京航办事处农村财务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农财办)主任,主要负责办事处下辖各村、组的财务管理,统筹安排上级部门下拨的征地款和附属物款,并按照规定给群众兑付等。随着手里的权力渐渐增大,随之而来的诱惑也越来越多。然而,这时的我已经听惯了别人的阿谀奉承,对各种饭局也来者不拒。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正是走向深渊的开始。

欲望让我迷失2008年9月,农财办收到了

几个个人存折,里面存的是乡里几个村的土地补偿款,一共500余万元。由于村民对补偿标准有异议,这些补偿款暂时无法兑付。当时的惯用做法是,将村资金存在村委会主任或村会计个人银行账户上保管,于是,我就将这些钱全部存入了自己的个人银行账户中。

2009年6月,一个姓姚的朋友在饭局上提到想成立一个公司,但苦于没有注册资金,请我帮忙,并表示一定“酬谢”。碍于朋友的情面,我告诉他缓几天让我筹钱。随后,我专门到工商部门打听注册公司的流程,需要多少资金等等。打听清楚后,我便将账户中的50万元存入姚姓朋友的公司验资账户。他的公司注册成功后,他就将50万元还给了我,并给了我5000元当谢礼。

短短一个月时间,我保管的资金没有任何损失,而我自己也“赚”到了一笔钱,这让我几天都难以平静。尝到“不劳而获”的甜头后,虽然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想到资金是自己保管的,只要没人问没人查就不会暴露。这样的侥幸心理和对金钱的欲望彻底让我迷失了。

之后,亲朋好友提出的借钱要求我不再拒绝,我把公家的钱当成了自己的随意使用。干建筑工程的朋友缺钱,我借给他40万元;干建筑工程的亲戚没钱,我用公款定单60万元质押贷款50万元借给他;需要盖仓库的朋友,我借给他150万元。面对着别人递来的“好处费”,我已经完全放纵了自己。

2010年,是开发区建设的黄金时期,上千万元的资金都汇集到了我的账户中,这让我更加忘乎所以。同年6月,郑州一家食品有限公司因为资金周转紧张,托我的朋友找我借钱,我转给这个食品公司310万元。两天后,这个公司便将款项还给了我。2011年4月,这个食品公司又因经营需要资金,我从“三资中心”账户和村账户转给该公司1000万元。几天后,该公司将600万元款项归还。这两次借钱也给我带来了将近14万元“好处费”。

我选择了自首

直到2011年5月,一场人事变动才将我从疯狂和贪婪的梦中叫醒。我升任办事处主任助理,单位要求尽快将工作进行交接,可这样的喜事在我听起来却如丧钟一般。为了把“窟窿”先堵住,我催促朋友还款的同时,也不得不用自己的钱先代为归还。为了掩盖出借公款的行为,我将“三资中心”账户资金清零,将会计资料销毁,仅将印章交给了继任者。仍然抱有侥幸心理的我,此时还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2012年7月,我听到单位同事议论“三资中心”的账户资金,我意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可能已经败露,害怕受到法律制裁的我躲了起来。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我惶惶不可终日。然而,我更放心不下的是父母,偏瘫的母亲和刚刚查出身患癌症的父亲。

冷静下来后,我知道自己已无法逃避,我可以销毁自己记录的账目,却无法销毁银行留存的凭证。事已至此,我唯一的出路是投案自首,争取得到宽大处理。怀着遗憾安顿好父亲后,我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

在看守所的高墙内,我追悔不已。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瘫痪在床的母亲,该怎么面对刚刚确诊为肺癌正在医院化疗的父亲,该怎么面对出了车祸还不能行走也在医院治疗的妻子,该怎么面对10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能在他们身边,所有的事情为什么会来得那么巧,也许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

我触犯了法律,放纵了自己,利用国家赋予我的权力来谋取个人利益。东窗事发后,我依旧心怀侥幸,以为可以躲得过法律的制裁。但良心的谴责和家人的劝说,让我最终选择回来承担自己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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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忏悔录|郭红安:升职\”喜讯\”把他从贪婪梦中叫醒)

(编辑:SN010)

安徽颍上政法委副书记家属插队被阻打医生

新京报讯 (记者林野)4月10日,有网友爆料称,安徽颍上县人民医院医生赵阳,在阻止患者家属插队并禁止其进入磁共振室时遭殴打,打人者疑为当地县政法委副书记石某家属,赵阳受伤住院。昨日,当地回应称已成立调查组。昨日傍晚,知情者称打人者已到医院赔礼道歉,双方达成和解。

病人家属强闯磁共振室

一该院医务人员对记者表示,赵阳为放射科医生。4月10日下午3点,有不少患者在排队候诊,有两人用轮椅推着一名患者,未排队就直接要进磁共振室。

“当时赵阳就劝”,目击者称,患者两名家属语言很冲,称“一个小医院算个啥”。赵阳不断解释要排队,并称磁共振室有规定,无关人员不能进,但话还没说完,两名家属就出手打人。其透露,打人者随后在医院大厅内扬言自己是当地政法委石某的家属,“态度比较嚣张”。

在网友“赵润china”发布的落款为“赵阳”的申述书上,赵阳自称被打了3分多钟,脸被抓破多处,头也被打出大包,全身多处瘀伤。警方赶到现场后,县政法委副书记石某将打人者带走。

政法委书记查副书记

昨日下午,颍上县政府官微回应称,目前已成立由县政协主席、政法委书记马宏亮任组长的调查组,查清事实后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相关情况将第一时间公布。

颍上县政法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石某确系县政法委副书记。“现在马书记已经开始相关问话了。”

昨日傍晚,知情者表示打人者已到医院赔礼道歉,“态度诚恳”,并承担赵阳的一切医药费用。双方已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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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殴打保安法官被停职

网曝“云南法官因停车问题殴打保安致其下跪磕头求饶”一事引发关注。

记者昨日从云南省高院获悉,打人者黎泰军为该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云南高院已成立调查组,调查期间黎泰军停职检查。

云南展宏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显示:4月7日20时13分,黎泰军驾驶一辆轿车行至小区门口时,不听保安人员告知小区内车位已满,执意要进入小区,强行打开汽车入口道闸,并一再辱骂保安人员,男子的妻子也对保安指责谩骂、手戳保安脑门。

20时16分,该男子突然按住保安的头猛力一推,保安随即摔倒在地,后脑重重摔在地上,保安躺在地上几秒后费力起身,翻身向该男子连续磕头求饶。该男子用脚勾起保安下巴,并揪住其衣服抓起强行带至保安宿舍。

该公司保安队长鸿俊富说,三年来黎泰军已打保安四次了,其中两名被打保安已离开公司,自己也被其骂过。物业公司负责人表示,打人事件后,黎泰军也没来看望、道歉,并且有一些部门前来说情、施压。

据新华社

(原标题:网曝安徽一官员家属插队被阻打医生)

(编辑:SN077)

江西鄱阳否认公安局副局长亲属杀人后被放走

近日网友反映,上饶市鄱阳县莲湖乡慕礼村村民张庭信被连杀8刀死亡,称凶手却被鄱阳县公安局放了出来,因为公安局长是其舅舅。4月16日,鄱阳县委宣传部通过“江西发布”回应称,凶手确为该局副局长孔海松外甥女婿,但其并没有插手干预,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

事件起因为双方建房时发生争吵,后升级为打架

2014年4月3日上午10时许,鄱阳县公安局接到报警称,莲湖乡慕礼村发生一起命案,慕礼村村民张庭信被人用匕首捅伤致死。接警后,该县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刑警大队长立即带领侦查员迅速赶往案发现场,同时调集法医、技术人员赶往现场并对现场进行侦查,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并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为防止犯罪嫌疑人外逃,公安机关在莲湖乡通往外地的所有路口,组织民警设卡堵截,同时在犯罪嫌疑人可能藏匿的地方组织警力予以搜捕、规劝。3日11时,犯罪嫌疑人张乾到鄱阳县公安局莲湖派出所投案自首。

经调查,2014年4月3日上午9时许,主要犯罪嫌疑人张乾在村里自购的地皮上打地基建房,在施工时,和住在隔壁的邻居张庭信发生纠纷,由争吵升级到打架,在打架过程中,张庭信被刺伤,送至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犯罪嫌疑人为公安局领导亲属 但该领导并未徇私

据查,犯罪嫌疑人张乾系鄱阳县公安局分管治安工作的孔海松副局长的外甥女婿,孔海松得知此事后,立即通过电话对犯罪嫌疑人家属做思想工作,当日中午11时许,犯罪嫌疑人张乾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孔海松根据回避规定,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插手、干预此案的办理。

此案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孔银娟,因前期无证据证明其有犯罪行为,通过对案件进一步侦查,调取视频,走访在场证人,孔银娟与死者发生争吵,用铲子欲打死者,后又用脚踢死者等行为,且被害人亲属指认,根据刑诉法第八十条之规定,4月11日,鄱阳县公安局对孔银娟采取强制措施予以刑事拘留。

两名犯罪嫌疑人均被刑拘

犯罪嫌疑人张乾、孔银娟已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并因结伙作案被依法延长拘留期限至三十日,现羁押在鄱阳县看守所,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记者倪晓锋

新华社:向改革要动力 向市场要活力

新华网北京4月23日电 世界第二的体量、全球领跑的增速——已经成长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的中国经济,具有越来越多的世界意义。透过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的窗口,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良好态势与光明前景,也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转型努力和增长潜力。

面对重重困难,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4%,经济总体平稳运行,结构调整亮点闪现,发展动力稳健强劲,人们有理由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与此同时,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产能过剩、地方债务等问题值得重视。如何看待成绩、怎么应对问题,既测试观察者的眼光,也考验着政策定力和调控智慧。

常言道:欲认其形,先观其势。只有从全局高度认识当前经济的喜和忧,从长远角度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才能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以胸怀大局的定力、把握大势的能力、着眼大事的魄力,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固然有经济结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以及市场化程度不够高、体制机制束缚等导致发展活力不足、动力偏弱的原因,同时也是经济增速换挡、转型升级的必然规律,是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的主动选择。正所谓“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在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经济增速不出现较大波动情况下,不出台短期刺激政策,保持足够政策定力,预留足够调控政策储备,彰显中央对经济走势的准确把握,对调控思路的转变创新,对复杂局面的沉着应对。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利于减轻资源环境的过载压力,有利于为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创造更好条件和更大空间。摆脱对短期的强刺激政策依赖,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要活力,中国经济就能保持稳健前行的深厚底气,释放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改革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翅膀,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推手。松开绳子才能甩开膀子,卸下包袱才能轻装上阵。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打好职能转变主动仗,已经成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定抉择和鲜明特征。从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到探索实现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从打破垄断壁垒、放宽市场准入,到更好创造营商环境、鼓励公平竞争、建设法治经济,一揽子改革举措相继实施、效果初显。激发市场主体和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更多释放改革红利,深化改革不断夯实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为推动产业向着高端高效稳步迈进注入强大动力。

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被全体人民共享,这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具体体现,也是市场经济永不枯竭的活力之源。发展为了改善民生,而改善民生反过来又会促进发展。无论是实行更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随经济发展同步提高人民收入,还是加大对创业就业的财税金融扶持服务力度,也无论是为小微企业减免税收、降低流通成本,还是推动完善社保制度、健全公共服务,目的都在于消除百姓后顾之忧,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在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支撑作用的同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更幸福。

开发和利用好13亿人的巨大消费市场,让13亿中国人都过上富裕美好的生活,这不仅是令世界艳羡的广阔增长空间,更是人类历史上不曾实现过的宏伟梦想。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要活力,中国经济就是沿着这条市场化改革之路走出落后、成就辉煌、奔向梦想的。稳健前行的中国经济,必将续写“中国故事”的新传奇,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

(编辑:SN098)

京津冀一体化成保定发展重要机遇

按照交通规划的编制原则,交通规划要跟着城市的定位走,定位好了才能预测可能的人流与物流。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现在保定的城市定位,成了一个谜一样的话题。

而在这个话题背后,各路利益主体的诉求激烈博弈。

“重返第一方阵”

从2013年开始,“京津冀”开始成为保定官员口中频繁出现的词汇。

与河北省一级在京津冀问题上的遭遇相似,与京畿相连的保定市多年来一直围绕着京津做文章,却止于零敲细打的引进,而多年的“虹吸效应”让这座曾经的直隶总督府和河北省会所在地暮气沉沉,缺少生机。

每到晚上,位于老火车站东面几百米的华创广场上的一块大屏幕,会循环播放一些中外影片,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坐在石墩上观看。4月16日放的影片是尼古拉斯·凯奇的《国家宝藏》。一位看不清字幕的市民小声嘀咕:“为什么不用中文配音?!”

2013年4月23日,上任河北省委书记1个月零3天的周本顺到保定调研,要求河北“打好环京津这种王牌”,“打造环京津新的增长极,”“下大力气重返全省发展第一方阵。”

“重返第一方阵”的口号是保定上一任市委书记许宁提出的。他给这一目标实现的时间设定为十二五末。只是他在这个位子上只坐了1年零1个月,就被调任河北省副省长。

从许宁往前数,前三任市委书记都没有做够一届:宋太平3年11个月,宋长瑞1年4个月,王昆山则只有54天。“一把手”频繁更换,也被认为是保定经济发展不力的重要因素。

自1968年河北的省会迁往石家庄后,保定在河北的经济排名逐渐后移。先是被唐山、石家庄超过,上世纪90年代被邯郸超过,2003年又被沧州超过。2013年,保定在河北的GDP名列第五,人均GDP则是倒数第二,比倒数第一的邢台仅高1200元。

“重返第一方阵”并非易事。环伺竞争对手,排在前面的唐山和邯郸有钢铁,沧州有港口,而石家庄是省会,而排在后面的廊坊近些年发展势头良好,人均GDP已经排在全省第三。

保定没有能源,没有港口,其发展所能倚赖的东西不多,而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资源,就是环京津。而如今,中央正在酝酿一个很大的动作,这将给保定带来重返“第一方阵”的最大机遇。

2013年5月和8月,习近平在考察天津和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的发展问题时,两次提到了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多年来“口惠而实不至”的京津冀一体化,开始焕发出新的生机。

2013年5月,河北省委八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召开。周本顺在参加保定市的分组讨论时提醒说,现在保定天时、地利、人和皆备,“已经到了发大力的时候了。”

2013年6月14日,保定市“环京津县(市)推进会”在高碑店召开。会议还有一个副主题,即“解放思想大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

前任市委书记许宁在为保定的落后找原因时,提到了人的因素。“我们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精神状态没有及时跟上时代步伐。一些干部的思想观念仍停留在市场经济处级阶段。”

在河北省委八届五次全会上,周本顺提到了影响河北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项目,一个是干部。他说,前者是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后者的思想解放则是前者的基础。分析人士认为,京津冀10多年来推动不力,京津态度的不积极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河北省官员的思想不解放、推动路径单一也难辞其咎。而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政治色彩浓厚的城市,保定的思想解放尤为任重道远。

在6月14日的会议上,保定市委书记聂瑞平要求各县区主要领导“放下架子,放下身段,在人际关系上主动联系”,“对世界500强和全国500强等重点企业过一遍筛子,主动盯上去。”

这种要求与周本顺的要求异曲同工。在今年3月份考察沧州时,周本顺要求“始终保持一心抓项目的拼命劲头”,并对沧州市的一个做法大加赞赏:每季度到各县市看一个竣工项目、一个在建项目,比比谁的项目大,谁的项目好。

会议再次扛起了“打造环京津地区新的发展增长极”的大旗。这一提法后来被一再提及,并在今年3月26日河北省的《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中升级为“京津保三角核心区”。

“副中心”与“京津保”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召开的前一天,周本顺又来到了保定。自2013年4月份到访保定后,这是周本顺第四次保定之行。在第二阶段教育实践活动中,保定是周本顺的联系点。

除了考察教育实践活动的情况,周本顺再次勉励保定要“下力气打造环京津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而在周本顺考察的同时,保定市召开了一场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应邀出席的有14位省直部门老领导、驻地院校主要负责人。两条消息放在一起,似乎传递出一种保定市已经在为接下来的重大动作凝聚共识的信息。

在这次座谈会上,聂瑞平说:“今年是保定的关键之年,发力之年,是决定保定未来的一年。”

2月26日京津冀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消息传来后,保定市开始筹划成立“对接北京对外交流合作领导小组”,发改委、工信局、规划局、交通局邓相关部门之间的分工也紧锣密鼓。保定市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地的一些开发商也开始瞪大眼睛,等待接下来可能的利好消息。一些手握资金等待机会的投资客也引颈观望。

此后,与河北省其他地市一样,保定市进入密集的“发声期”。市委书记聂瑞平和市长马誉峰纷纷对媒体开讲。河北当地一位媒体同行说,此时约访市委书记和市场的成功率,比平时大幅提高。

保定在京津冀上的宣传,一开始就紧扣“京津保三角”这个主题:距北京140公里,距天津145公里,乘坐已经通车的京广高铁和明年通车的保津高铁,均只需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保定会积极向国家、北京和省沟通汇报,力争使保定成为北京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和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全面构建‘京津保’三角格局。”马誉峰的这句话,与3月26日公布的《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中对保定的定位几无二致。分析人士认为,这体现了保定市与河北省沟通的高效率,以及在这一问题上河北省对保定市的重视。

保定市还有一招“排他性”宣传,即它将北京市四周的情况分析了个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保定是北京的最佳选择”。其分析路径是:北京的西、北部均为山区,北京以东天津以西的空间有限,唯有南部的保定地势平坦开阔,资源承载力充裕,可为北京的疏解提供广阔的空间。

上述观点通过本地的媒体传遍全城,也通过全国的媒体和网络传到全国。市场对保定的预期开始提高,开发商与投资客开始摩拳擦掌。

3月19日,《财经》杂志发布了一条消息,说“北京‘政治副中心’初定保定”。该消息说,这是京津冀三地达成的共识。未来,将有一批国家部委下属的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率先搬迁至保定。

保定市住建局稽查大队一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保定的房价出现明显上扬,正是始于此消息。

保定市一位开发商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保定市房价上涨,背后有一个利好消息不断叠加并不断“坐实”的过程:京津冀上升为国家战略,肯定是个好事,但公众不知道这个好事会砸在谁的头上;保定市条分缕析地宣传,让公众感觉好事有可能降落到保定头上,但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政治副中心”的消息传来,之前的各种分析就被“证实”了。“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心理实现过程。”

但此时房价的上涨幅度,尚没有一个星期后的波涛汹涌。上述住建局人士说,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副中心”一事没有权威部门出来证实,因而还只是一个传言;二是该消息出来不久,有关部门就开始“辟谣”了。“辟谣”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辟谣者本人也是含糊其辞。

这一消息出来当天,保定市政府秘书长对媒体回应说,保定是不是被初步选为政治副中心,不清楚,也没听说这方面的消息。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的回应是:政治副中心不好说,产业转移和功能转移则是正常的事。

3月21日,保定市长马誉峰对此事作出回应。他说,“政治副中心”的说法只是一个传言,中央部委是否会迁至保定,保定服从中央安排。

在这些似是而非的传言与回应中,保定的房价徐徐上扬。该市一位参与调控房价的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3月19日到26日一个星期内,该市房价上调的幅度不超过每平米500元。

在保定,这已是一个惊为天人的上涨幅度。上文提到的参与房价调控的官员说,在过去十年,保定房价上涨的幅度大约每年200元。

此时,由中原地产提供的一份保定市房地产库存的数据公布。至今年3月中下旬,保定市商品房的可售面积为580万平方米左右。而2013年1月至11月,保定商品房累计成交了150万平方米左右。照此速度,保定的商品房库存要消化42个月,是北京的6倍。也就是说,如果不以非常的速度出售,这些商品房就会砸在开发商手里。

3月26日,另一个重磅消息公布:在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意见》中,明确表示要打造京津保三角核心区,做大保定城市规模,以保定、廊坊为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无论从着墨的多少还是用语的分量,保定市都在河北的城市中首屈一指。

保定楼市跳了起来。保定的民众开始跑到售楼处去排队,下属县市和外地的投资客开始向保定聚集。保定街头的京牌汽车开始增加。这些因素又反过来刺激了房价,于是保定的房价开始“一日一重天”。

山西的一个购房者3月28日看了一套房,5000多,有点犹豫;第二天再看,已到6000多;到第三天时,已经涨到近7000元。到3月底4月初,保定北部的个别大盘,已经卖到了每平米1万元。

由克而瑞信息集团(CRIC)、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和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发布的《2014年3月中国城市住房价格288指数》显示,在中国房价上涨的城市中,保定涨幅居首。

民众的声音开始出现反弹。此前曾对京津冀寄予厚望的民众发现,原来“一体化”首先是房价的一体化,接着是物价的一体化,而自己的收入离一体化还遥遥无期。有些民众开始以一体化所能带来的影响,将保定人分为三类人:一类是官员,能从GDP增长中获得好处;另一种是投资者或者有钱人,能从中获得机会;第三种是普通的民众,享受不到一体化的好处,却不得不承受一体化的成本。

保定淡定

4月3日下午,保定市长马誉峰召集市直有关部门和10家房地产开发商,研究如何应对当前的房地产态势。前述住建局稽查大队人士参加了这次会议。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次会议对保定市当时楼市的总的判断是:虽然短期内涨幅较大,但总体上处于可控的范围,“仍然在健康的轨道上。”但为了防患于未然,需要对楼市进行整顿。

来自保定市房产局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该市共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14786套。而今年3月1日至24日,该局就办理了3474套。也就是说,其23天的备案数量,相当于去年全年的近四分之一。

此次治理整顿的对象,主要是那些五证不全的楼盘。

治理整顿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住建局、工商局、物价局等部门。

经过近1个星期的调控,保定的房价大体上回落到比3月26日之前稍高的水平,成交量也恢复到每天几十套。有些在价格高位出手心有悔意者,会和开发商协商退房,但大多被拒绝。

如今,保定像一个挨了批评的孩子,更加低调,更加谨慎。聂瑞平和马誉峰都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甚至京津冀的话题都很少谈及了。

但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的消息,保定承接北京转移的力度并没有因此减弱。有一个市领导常驻北京,市发改委从主任到副主任大多数时间都在北京。

保定市工信局副局长张新建,最近接待了来自北京市经信委的考察团。他发现,北京想给的东西和保定想要的东西之间,确有差异。北京迁出的很多企业,要么高耗能,要么有污染,而污染指数长期在全国排名靠前的保定,已经承载不起这样的企业。

张新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和生物医药是保定市未来发展的重点,北京这方面的企业,很多已经转移到保定。2013年,保定与央企签署了33个合作项目,总投资710亿元,主要涉及石化、装备制造和航天航空等领域。

作为保定市工信局的副局长,张新建却对争夺项目不以为然。他说,北京没有义务帮保定,保定也没有义务帮北京,两者发生联系的理由,就是能满足对方的需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自己做好,培养出满足别人需求的能力,而不是四处忙着抢项目。”

去年,北京市经信委赴保定调研,看能不能把一部分铸造产业转移到保定。张新建说,这样的项目,放在北京是污染,放在离北京不远的保定,照样污染北京。

(周赫对本文有贡献)

(编辑:SN094)

北京9家医院向产妇强售待产包被指借机牟利

记者从北京市多家医院购买待产包,所含用品、价格差异较大。其中大部分均为医院强制出售给产妇。
记者从北京市多家医院购买待产包,所含用品、价格差异较大。其中大部分均为医院强制出售给产妇。

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北京10家设有产科的医院,其中9家医院均明确表示,产妇必须购买由医院提供的“待产包”,拒绝产妇自带新生儿衣物进产房。“为保证产房的无菌环境”是多家医院强推待产包的原因。

但一些入院待产的产妇却对此并不认同,除了认为150元到700元的价格偏高外,包里很多用不着的物品也让他们觉得“白花钱”。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大部分医院购进待产包不从医院走账,有些医院和采购方还被指以虚开票据的方式,获取提成。而部分医院提供的待产包厂商,其厂址留守人员却否认生产。而对于待产包的监管,目前也属于“真空地带”。

在北京妇产医院生了两胎的吴女士,每次都要在购买医院的待产包时花一笔钱。

2012年6月,初当妈妈的吴女士住进北京妇产医院待产,准备的衣服和用品,均被拒绝带入产房。“我把宝宝服用开水煮了都不行”,吴女士说,护士告诉她待产用品得经过消毒,最后只得在医院购买了待产包。

去年,吴女士在北京妇产医院生二胎,办入院手续时,仍被告知要去购买待产包。待产包的“内容”和一年前一样,包括2套婴儿服装、裹单和大人护垫等用品,总共花费292元。

“我拿上次包里没穿过的小衣服都不行,只要住院就得重新买一套。”吴女士感到疑惑。

自备待产包拒入产房

记者探访10家医院,9家“强卖”待产包,部分待产包“不见真面目”,所含物品并非必需

拒绝产妇自备待产包进产房的,不止北京妇产医院,在记者探访的北京妇产医院、复兴医院、北医三院等10家医院,9家存在要求孕妇必须在医院购买待产包,仅产房里备有公用婴儿服的协和医院表示可自愿购买,但产妇自备的衣物仍然不能进产房。

“必须得买,不买不行”,北大人民医院、复兴医院等多家医院称,即便孕妇自带的待产包密封或经过消毒,也不能进入产房。北京妇产医院宣传科工作人员就此解释,医院是一种特殊环境,因新生儿免疫力低,防止交叉感染,才会使用医院提供经过消毒的无菌待产包。

有的产妇在花了钱之后,也不知道待产包是什么样。王女士今年3月在朝阳区一家医院生产后,从产房抱出的宝宝,身上已经穿好医院待产包里的小衣服。之前花722元购买的待产包,一直没有见到过。

与该医院相似,多家医院都是在产妇入院时要求其购买待产包,临盆前才拆包,产后为孩子穿好宝宝服,将孩子抱出。

“孕妇生完孩子从产房出来后,如果待产包里的东西没用上,只要不拆包装可以退回。”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护士长赵女士表示,产妇生产完回到病房后,会有专人到病房收取待产包的钱。其他受访医院则未明确待产包是否可以退货。

而待产包里面的物品,也不一定全能用得上。北京市妇产医院产妇吴女士说,她生头胎时装着宝宝服、小帽子、睡袋的待产包,至今没有拆封,“用不上,孩子长得快,而且我生产前也准备了好多。”最后,这套多出来的待产包只能压箱底,“也没法送人,因为各医院都卖,产妇都有。”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有权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杜福海认为,医院强制销售待产包属强迫交易,医院若出于消毒卫生的考虑,完全可以提供消毒设备,而非指定某一种产品要求购买。

各医院待产包差异大

价格、“内容”各不相同,经销商称待产包所含物品多个厂家提供,由医院组合后出售

记者探访北京10家有产科的医院,并购买了多家医院的部分待产包,发现各家医院待产包内所含用品不同,价格从150元至700元不等,有的医院,顺产和剖腹产使用的待产包,价格也不一样。

北京市博远妇婴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简称博远公司)是多家医院待产包中婴儿服的生产商,该公司宣传册显示,公司于1998年开厂至今,一名负责人介绍,全北京70%的医院,待产包中的婴儿服由其公司供货。

该公司负责人提供的婴儿用品价目表显示,如果按给医院的批发价全部配齐,待产包内的一套用品只需102元。

从博远公司进货的北京世纪坛医院,其待产包150元售价在所有受访医院中最低,即使如此,也比批发价高出47%。

除了价格差异,受访医院的待产包,“内容”也各不相同。

博远公司的负责人说,待产包内除了婴儿服,还会有尿垫、吸奶器、护肤霜等,这些物品并非一家厂家提供,医院会根据需求购进不同的厂家的产品后,组合在一起提供给产妇。

多家医院解释称,各医院产房的设施配备和产妇需求不一样,所以待产包里的东西也不一样。

待产包被指“牟利”

多家医院待产包由医院商品部销售,不通过医院走账;厂商曝医院虚开发票,收回扣拿差价

产妇王女士生完孩子,回到家才注意到,她所在医院开出的待产包票据是一张手写发票,盖章为“北京康健乐友商品部”,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记者在探访过程中也发现,多家医院产房直接给产妇使用的待产包,结账时的发票并非由医院开具。如北京妇产医院开具的票据印章是“北京妇婴服务公司”,与北京妇产医院内的商品部名称吻合。

据该商品部的收费人员称,这是为方便产妇在商品部自行购买待产包。

“医药公司从厂商这拿货,价格会压得很低,货送到了还会押款,这样才能给产品进入医院留足谈价的空间。”一家生产妇婴卫生用品的公司负责人透露,医院待产包大多从医药公司或医院商品部走账,成为灰色地带。

“医院待产包都从医院的小卖部、药房或者三产公司(由医院成立的经营实体)走账。”博远公司负责人称,公司业务员先跟医院产科主任和护士长联系,决定使用产品后,医院会告诉业务员怎么走账。

“医院销售待产包都会有加价,比如本身谈的价钱是120多,开票开的是200多。”这位负责人坦言,产品进医院,都会通过产科的医护人员来完成。

另一家待产包生产厂家人士证实,经销商先跟医院谈,谈妥数量后,厂家根据医院的档次选择销售何种产品,并从中拿差价。“比如一个待产包大概400-500块钱,进价200块是能下来的,医院销售会扣除一部分钱,大概七八折。”该人士说,假如在医院卖待产包,中间利润大概在销售价的10%左右。

记者探访的一家医院小卖部营业员也称,护士一般会建议产妇家属到小卖部买待产包,从中拿提成。

多家医院则否认医护人员从中抽取提成的说法。“医护人员不能跟生产商直接接触。”北京妇产医院宣传科工作人员称,待产包由医院服务部采购和定价,但具体如何定价、厂家是否给医院服务部虚开价格,并不清楚。

律师杜福海表示,医院出售产品,再由外包或三产公司开具发票,属于关联交易,规避国家关于医疗改革的政策。此外有待产包生产公司负责人怀疑,由医药公司开发票,如果待产包出现问题,将很难追究医院责任。

“神秘”的生产厂家

厂址留守人员否认生产待产包,登门“进货”被拒;医院多科室、部门均称不知进货渠道

那么,生产待产包的厂家又是什么情况,产品能否令人放心?

记者从协和医院购买价格350元的“百洁卫士”牌待产包,生产厂家为双利华茂工贸有限公司(简称双利华茂),该厂家的待产包同时也在北大人民医院销售,通过经销商华润医药公司进货。

在待产包的包装上,双利华茂地址位于大兴区西红门镇,通过北京市食药监局查询,该企业还注册有西城区、大兴区其他地址,不同地址生产经营的产品也不一样。而该公司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状态是注销。

杜福海认为,如果医疗器械许可证过期,但批号印在同企业非医疗器械的产品包装上,属于虚假宣传。

昨天下午,记者找到西红门镇同华北大街东二条的双利华茂厂址,大院两扇红色铁门紧紧关闭,敲门无人应答。记者透过门缝向内望,院内一名中年女士正在扫地,据她称,此地并非工厂,只有住户。

约10分钟后,一辆银色面包车驶入胡同,在院门前停下,面包车前放着医院配送的牌子。“刚有记者来,你看走了吗”,门内女子对司机说,在确定周围无人后,她才将门打开,面包车驶入院子。

记者走入院内看到,一栋二层小楼靠近大门处的墙上挂着“北京双利华茂工贸有限公司”的牌子,楼上一间房内空无一人,但桌子上堆满简易便盆。

“我们不是这个公司的,没人生产小孩用品,就是挂了个牌子”,记者再次向中年妇女求证,对方边“解释”边搬运着面包车的纸箱,并称箱内装的是其他地方生产的简易便盆。

但附近的多位居民表示,这个院内平时生产婴儿衣物,面包车每天进出多次运送货品。

而在楼内一间办公室里,一张订单被吸铁石固定在靠近门的白板上,上面列举了北大医院、协和医院等12家医疗机构的名字,订单上的产品包括婴儿套装、多头腹带等。

除双利华茂外,另一家待产包公司同样“神秘”。

同仁医院提供的“鑫馨”牌待产包,生产商为北京舒尔雅妇婴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包装及对外宣传的生产地址是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长店村村西。

4月8日,记者前往该公址但并未找到这家公司。拨打电话后,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公司拒绝外人到厂里看样品,告知哪家医院后,业务员会送样品过去。

“价钱由医药公司来制定,我们把需求提供给医药公司,他们再通过自己的渠道进货。”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护士长赵女士说,作为使用科室,自己并不清楚价钱和产品的进货渠道。该医院宣传科工作人员称,医疗用品、器械引进一般会通过供应科。但随后供应科工作人员否认引进过待产包,也没有听说过华润医药公司。

记者联系到华润医药公司代表曹娜,对方称引进双利华茂产的“百洁卫士”牌待产包,对企业资质、产品批号合格证都有审查,并随时查询合格证的更新情况。但对双利华茂留守人员否认生产的情况未予答复。

谁来监管待产包?

卫生部门称无明确规定禁止自带待产包,药监部门不清楚待产包属性;待产包监管成为“空白地带”

有的医院允许产妇自备待产包进产房,多数医院则不然,待产包究竟有无统一标准?在咨询多个相关部门,记者未能得到答案。

“从法律法规来说,没有明确规定产妇不能自带待产包进产房。”北京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每家医院服务方式、服务理念、对业务把握都不一样等,部分医院可以规定不允许自带待产包进产房。12320卫生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同时证实,卫生局的许可范围里,并没有待产包一项。

卫生局负责人进一步说明,医院卖什么医疗用品,必须依法申请,不过医院小卖部或医院三产是可以销售待产包的,“它们具有独立法人,产品出现问题,它们负全责”。

对于医院和商品部强制销售待产包涉嫌垄断问题,该负责人称,如果销售待产包的不是医院,而是医院小卖部,属于市场经营行为,由工商和物价等部门负责,消费者有异议可向主管部门反映,或通过诉讼解决。

各医院所售待产包价格不一,北京市物价局价格处工作人员回复,目前关于医院的待产包还没有明确价格规定。如对医院待产包价格有异议,可致电12345政府热线投诉。

就找不到待产包生产厂家的情况,北京市工商部门一名人员表示,会查处在产品上标示虚假地址的厂家。他同时介绍,称按照经营项目,以销售为主体的商贸公司,不具备生产资质,若生产属于违规。

大兴区食品药品监督局药械监管科工作人员表示,并不清楚双利华茂在该区的工厂生产的待产包是否属于医疗器械,将了解具体情况后回复。但截至昨晚截稿时,记者未得到回复。

A10—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禹潼 刘珍妮 刘保奇 实习生 何永霞

A10—11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杨杰 李禹潼

(原标题:医院“强卖”待产包 疑问重重)

(编辑:SN022)